今天是2024年元月25日，星期四，农历腊月十五，美好的一天从阅读《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开始
每日晨语
人生就是坎坎坷坷，忙忙碌碌。一个人，能了解别人，慧眼识人，是聪明人，但能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能够战胜别人的，是有力量的勇士，但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美好的一天从知己开始了！周四，早安！
以下内容是由《现代财经》编辑部根据国内外财经类门户网站相关资讯编辑整理而成（总第2890期）。原创不易，敬请尊重。谢谢鼓励。
一、早读分享
1、两部门：推动龙头企业建设产业链中试平台。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近日联合发文提出，推动龙头企业建设产业链中试平台，支持龙头企业提供应用场景和试验环境，搭建自主产品中试平台，带动产品研发设计和验证试验，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制定中试技术规则和标准，着力解决中试共性问题。意见提出，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中试发展取得积极进展，重点产业链中试能力基本全覆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水平显著提升，中试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试平台5个以上，中试发展生态进一步优化，一批自主研发的中试软硬件产品投入使用，中试对制造业支撑保障作用明显增强。（财联社）蔡子微评：中试是把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进而实现工业化、商业化规模生产的非常重要且不可缺少的一环。许多产学研项目合作失败的直接原因是研发成果从实验室直接进入到大生产，缺少中试验证环节而导致。龙头企业具备丰富的资源和应用场景经验，能够把握产品整体性能和指标要求，具备调动产业链上下游的能力。因此推动龙头企业建设产业链中试平台，有助于解决中试共性问题。话题关注：龙头企业助推产业链中试平台建设：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2、工信部：数字技术赋能银发经济，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借助智能家居设备，老年人能对身体状况进行实时分析；开启“长辈模式”，网站字体、图标便可一键放大；收看智能技术教学视频、线上“微课堂”，老年人加速融入智慧时代……当前，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智能化产品和服务中也增加了更多对老年人的关爱。（人民网）蔡子微评：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旨在打破老年人与数字技术之间的隔阂，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数字技术适老化和老年用品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好的数字化生活体验。在未来，继续拓展渠道、强化标准引领、以人为本的服务，将进一步促使老年用品产业的提质升级，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话题关注：“红利”与“鸿沟”：数字经济助老惠老的民生福祉效应研究3、培育大国工匠激活技术技能人才引擎。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实施办法（试行）》，计划每年培育200名左右大国工匠，示范引导各地、各行业每年积极支持培养1000名左右省部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形成大国工匠带头引领、工匠人才不断涌现，广大职工积极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的良好局面，推动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人才支撑。（光明日报）蔡子微评：技能人才是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培养和吸引更多技能人才，是实现产业优化升级的基础。他们具备高超的专业技能和实际操作经验，可以为企业注入新的活力。通过提供高质量的职业培训和创新机会，激发人才潜力，促使企业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同时，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的深度合作，有助于将先进科技与实际操作相结合，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有机融合。话题关注：产教融合下技能人才供给匹配优化与产业升级4、善用数字化赋能，助力城市政务服务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运用数字技术驱动城市政务服务创新，全面提高城市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促进城市高品质服务，是顺应数字技术变革趋势，更是构建新发展阶段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新优势的时代之需。（中国经济时报）蔡子微评：城市政务服务是城市运营和发展的重要部分，数字技术有利于提升城市政务服务能力创新水平，但也仍存在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不足、数字技术推动城市政务服务供需不匹配、机制滞后等问题。一方面要以公众为中心，加快建设智慧便捷的政务服务系统，持续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另外，要加大数字化政务服务人才的培育力度，提升相关数字化人才的技能，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推动城市政务服务创新的水平。话题关注：数字技术如何推动城市政务服务创新？5、北京：推动专精特新企业实现“双破万”目标。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苏国斌22日在北京市两会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将把推动实现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突破“一万家”和营收规模突破“一万亿”作为目标任务，全周期、立体化打造专精特新首善之城。（人民网）蔡子微评：通过全周期、立体化支持，北京市致力于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群体，这不仅将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同时也将促进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针对企业面临的融资难、上市难及人才缺乏问题，北京市提出的三方面加强工作的措施，将有助于解决企业成长过程中的瓶颈问题，促进其可持续发展。话题关注：专精特新企业在区域经济中的角色和作用——以北京市为例6、上海新型工业化如何推进，全力落实“上海方案”，耐心打造新生态。在23日开幕的上海市第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上海市市长龚正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今年上海将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快建设“（2+2)+(3+6)+(4+5)”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巩固提升工业经济比重，推动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全力落实新一轮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上海方案”。（第一财经）蔡子微评：新型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新型工业化的推进及实现仍需实践检验。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其新型工业化的推进道路注定备受关注。而在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企业创新必不可少，二者的协同发展也将打造出新型的产业生态，从而实现创新与新型工业化协同发展。话题关注：企业创新与新型工业化的协同发展与推进路径研究7、吉林省推动“冬捕+”产业持续壮大。今年，借力游客流量，吉林省打造西部“冬捕经济带”，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目前，松原、白城等地已经形成以查干湖、向海、月亮泡、哈尔淖为代表的冬捕活动集群，“冬捕+”产业持续发展壮大。（人民网）蔡子微评：西部“冬捕经济带”的构建不仅仅促进了渔业的兴盛，更是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和文旅产业的结合，增加了产品附加值，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同时还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这种靠水吃水的传统生计方式与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地方文化，还提升了当地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具有较好的可持续发展前景。话题关注：文旅融合助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以冬捕文化旅游节为例8、跨境数据流动：安全与发展如何平衡。当下，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数字数据市场是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突出一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在数字数据市场中，跨境数据流动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要做好数字经济发展建设，跨境数据流动是不可忽视的一环。所谓跨境数据流动，我们采用《欧盟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平衡自由流动与规制保护》中的观点，将其定义为“trans-border data flows”，在法律意义上，它是从本司法管辖区转移数据到其他司法管辖区，或是转移到其他司法管辖区之后意图再转移的行为。（澎湃新闻）蔡子微评：数字经济下，我国有着巨大的数据使用和流通需求。在我国数据出境谨慎稳健的态度下，“企业-政府”间的跨数据流动存在着企业数据出境难、政府数据监管难等问题，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加快完善数据出境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条例，更好地对不规范的企业进行监管；另一方面政府各部门要理清权责关系，加强监管监督，进一步促进数据流动安全与发展的平衡。话题关注：如何平衡城市数字治理安全与发展？——来自上海市的经验证据9、直播电商，点亮乡村振兴路。近年来，众多短视频电商作者，用热爱点亮了自己和无数人的生活。那些过去鲜为人知的人和物产一一展现在更多网友面前。直播电商的“花火”，点亮了一些地方的乡村振兴路。电商作者们持之以恒的坚守和努力，让越来越多被埋没的“金子”进入到大众视野，重新擦亮熠熠光彩，也更加激发了大家对国货、家乡的物质和文化产品的自信与热爱。（新华社）蔡子微评：通过短视频电商平台传播和推广地方特产的方式不仅为一些原本鲜为人知的特产提供了曝光机会，也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使这些产品成为网红，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关注。短视频电商的崛起为地方特产、老字号品牌、传统文化等提供了新的传播途径，通过网络平台连接了全国各地的电商作者和消费者，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这种现象反映了数字化时代下传统产业和文化的更新与发展。话题关注：农产品电商营销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与模式创新10、兴业银行持续擦亮“绿色银行”名片，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是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和“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内容。（中国金融新闻网）蔡子微评：绿色金融是实现经济低碳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积极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可以推动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对此，一方面要强化绿色发展理念，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将金融产品设计逐渐向清洁能源拓展。另一方面还应尽快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的建立，积极引导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渗透到绿色金融的发展当中，鼓励并引导证券、基金、信托等其他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话题关注：“双碳”背景下绿色金融如何促进区域经济绿色转型11、从资源到资产，数据如何实现价值跃迁？数据资产作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新兴资产类型，正日益成为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和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超过50万亿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41.5%，位居世界第二位。数据已成为继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金融时报）蔡子微评：数字经济时代下，数据要素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具有重要价值。但其在从资源到资产的转变过程中面临着数据供给质量不高、流通机制不畅、应用潜力释放不够等问题。对此一方面要完善数据资源体系、加大公共数据资源供给、引导企业开放数据、健全标准体系、加强供给激励；另一方面要提高交易流通效率、落实数据安全法规制度、打造安全可信流通环境、培育流通服务主体、促进数据有序跨境流动。话题关注：数字经济时代下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与信息安全管理12、即时配送迎政策利好，行业或迎全面高速发展。1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促进即时配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会议指出，要加强鼓励引导，进一步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提升行业发展水平和支撑带动能力。“多年来，国内即时配送行业发展迅速，在吃喝、娱乐方面为消费者提供了巨大便利。”贯铄资本CEO赵小敏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即时配送的快速兴起，在促进消费、保障民生、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网）蔡子微评：在新消费时代，即时零售已经受到人们的广泛好评，它整合了多种资源，并运用信息化技术优化配送流程，提高配送效率，真正做到了即时供给，助力了消费升级的实现，满足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而即时配送的政策利好，不仅可以推动企业发展业务，还能够积极推动行业的未来发展。话题关注：政策支持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研究——以即时配送行业为例 二、今日财经期刊佳作关注
低碳建设能否助力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攀升——地位和位置的双重考察
作者：董梓梅,李宏. 来源：《现代财经》2024年第 1期
导读
摘要：文章利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以低碳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从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全球价值链位置双重视角考察了低碳建设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低碳建设能够助力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攀升，即城市低碳试点的设立显著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在经过平行趋势、安慰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低碳建设会通过推动出口贸易方式转型和促进国内中间品对进口中间品的替代来提升中国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通过降低全球价值链下游度而非提升全球价值链上游度来提升中国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进一步研究发现，低碳建设存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正向溢出效应，但并未表现出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的溢出效应。以上结论能为我国利用低碳建设契机加速全球价值链攀升并实现区域间协同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低碳建设;全球价值链地位;全球价值链位置;
引用格式：董梓梅,李宏.低碳建设能否助力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攀升——地位和位置的双重考察[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4,44(01):55-72.
一、引言
面对当前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低碳建设是我国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作为低碳发展战略的主要责任主体和执行单元,中国城市的低碳建设是我国推动“双碳”目标达成的关键落脚点。分别于2010年、2012年和2017年进行的三批低碳省区和城市试点工作是我国进行低碳建设的有益尝试,该政策在能源利用、产业结构、低碳技术等方面作出重要部署,通过鼓励试点城市探索低碳发展经验以逐步形成全国范围内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有利局面。在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中,各地的生产生活行为和国际贸易发展势必会受到重大影响。
在最初进入国际市场时,我国是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深度嵌入到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中的[1],这导致我国一度被锁定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成为以高额环境成本换取微薄贸易利益的“污染避难所”。近年来,随着我国对碳排放问题重视程度和规制力度的不断增强,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呈现出新格局。在当前全球价值链不断深化与重塑的背景下,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越来越成为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务部、发改委等七部门联合提出要“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1)详见网址:https://www.gov.cn/xinwen/2016-12/06/content_5144158.htm#1。,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速“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2)详见网址:https://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都体现了我国努力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和位置以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决心。
梳理现有关于低碳建设与国际贸易的研究,多数文献基于企业或行业视角,利用出口金额、出口质量等传统指标考察低碳建设的出口效应[2-4],但并未得出统一的答案,且尚未有文献基于中国城市视角探讨低碳建设的全球价值链重构效应。面对“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战略目标,一个亟需回答的问题是,以中国城市为主要执行单元、力度越来越大的低碳建设会成为我国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动力还是阻力?低碳建设会通过何种路径影响中国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本文试图从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全球价值链位置双重视角考察低碳建设对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有利于理清低碳建设与全球价值链背后的逻辑链条,同时为我国尽快实现对内碳污染防治和对外竞争优势增强的兼顾提供可靠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考察低碳建设效应的相关研究,包括碳减排效应和经济效应;二是全球价值链攀升的相关研究,包括指标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三是低碳建设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因此,本文文献综述主要基于上述三类研究展开。
(一)低碳建设效应考察的相关研究
既有研究主要就低碳建设的碳减排效应和经济效应评估展开研究。就碳减排效应而言,大多数研究认为低碳建设有利于污染排放量的减少,尤其是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行业的碳排放量,能够改善能源利用结构并提升能源利用效率[5],降低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且具有长期效应[6]。而关于低碳建设的经济效应,现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部分学者认为适当的低碳建设所带来的正向创新促进效应会掩盖负向成本增加效应[7],从而有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和创新成果的产出[8],并会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缓解资源错配等路径助力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经济增长[9-10]。也有学者认为,低碳建设会抑制经济效益的产生,张红凤和李睿(2022)[11]发现低碳试点的设立不利于高污染企业的绩效提升,污染防控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研发创新支出,且“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会抑制我国低碳建设推动创新进步的“波特效应”的发挥[12],从而阻碍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可见,现有研究大都认为低碳建设能有效减少碳排放,但对于低碳建设如何影响经济发展这一问题存在不同意见。
(二)全球价值链攀升指标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的相关研究
全球价值链攀升既体现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也体现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然而许多现有研究对“地位”和“位置”二者的概念和测算存在混淆。实际上,全球价值链地位是从增加值获取视角刻画经济主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竞争优势的指标,衡量的是经济地位属性[13],而全球价值链位置则是从生产阶段视角客观描述经济主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环节更靠近上游或下游的指标[14],衡量的是物理位置属性,二者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关联,但经济主体在全球价值链中有更强的增加值获取能力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更靠近上游[15],所以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全球价值链位置并不等同。
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标测度多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omestic value-added rate,DVAR)[16]与Koopman等(2010)[17]构建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为代理变量,但Koopman等(2010)[17]将其定义为出口中所包含的间接价值增值比例与国外价值增值比例的对数之差,实际衡量的是上游度,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能更真实地反映经济主体在出口贸易中的增加值获取能力,是衡量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合适指标。现有研究已从“一带一路”倡议[18]、数字化转型[19]等视角展开了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的探讨。对于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指标测度主要利用上游度和下游度[20]、生产长度[21]、增加值传递步长[22]等方法,其中倪红福和王海成(2022)[14]从增加值传递视角重新阐述了生产位置的概念、测度及结构分解,并进一步测算了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及结构变化。另外现有研究还从数字贸易规则[23]、国家中心度[24]等视角展开对全球价值链位置影响因素的探讨。纵观已有研究,多数文献基于国家、行业或企业视角展开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而中国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地位和位置及其影响因素这一问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但上述文献为本文对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攀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基础。
(三)低碳建设对国际贸易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
从国际贸易视角探讨低碳建设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多数文献基于企业或行业视角,利用出口金额、出口质量等指标考察低碳建设的出口效应,且并未得出一致结论。刘铠豪等(2023)[2]认为低碳建设会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倾向的增加和出口规模的扩大;李佳等(2021)[3]发现低碳建设不利于城市出口;康志勇等(2018)[7]则认为,适度的低碳建设下,创新促进效应大于成本增加效应,有利于企业出口规模扩张,但力度过大的低碳建设会起到相反作用。还有研究认为低碳建设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4]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25]并提升中国城市的外资吸引能力[26]。可见,当前关于低碳建设与全球价值链关系的研究还相对不足,且尚未有文献基于中国城市视角探讨低碳建设的全球价值链重构效应。
本文试图从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全球价值链位置双重视角考察低碳建设对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体现在: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立足于国际贸易发展,将经济主体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和物理位置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全球价值链位置双重视角探索低碳建设的经济效应。第二,在研究对象方面,以我国“双碳”战略实施的主要执行单元——城市为研究对象,聚焦于中国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和位置,创新性地考察低碳建设对中国城市层面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不同于以往多从跨国层面或企业层面展开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文献,本文落脚于中国城市的研究能为后续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调整和实施低碳战略提供更具参考价值的理论和现实借鉴。第三,在影响机制方面,揭示并验证了低碳建设通过推动出口贸易方式转型和促进国内中间品替代来助力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并通过降低进口下游度而非提升出口上游度来助力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的新机制,为理清低碳建设与全球价值链背后的逻辑链条提供经验证据。并进一步验证了城市低碳建设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溢出效应,为实现区域间协同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三、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低碳建设是为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而进行的包含构建低碳能源系统、发展低碳先进技术、完善低碳产业体系等全面变革的社会建设。自国家发改委先后在2010年、2012年和2017年发布《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我国积极探索在高质量转型发展新阶段兼顾低碳减排和经济发展的经验,鼓励试点城市探索低碳发展路径,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进而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从第一批试点的五省八市(3)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五省和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八市。到第二批试点的二十九个地区(4)北京市、上海市、海南省和石家庄市、秦皇岛市、晋城市、呼伦贝尔市、吉林市、大兴安岭地区、苏州市、淮安市、镇江市、宁波市、温州市、池州市、南平市、景德镇市、赣州市、青岛市、济源市、武汉市、广州市、桂林市、广元市、遵义市、昆明市、延安市、金昌市、乌鲁木齐市。再到第三批试点的四十五个地区(5)乌海市、沈阳市、大连市、朝阳市、逊克县、南京市、常州市、嘉兴市、金华市、衢州市、合肥市、淮北市、黄山市、六安市、宜城市、三明市、共青城市、吉安市、抚州市、济南市、烟台市、潍坊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郴州市、中山市、柳州市、三亚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成都市、玉溪市、普洱市思茅区、拉萨市、安康市、兰州市、敦煌市、西宁市、银川市、吴忠市、昌吉市、伊宁市、和田市、第一师阿拉尔市。,低碳试点开展范围逐渐扩大,各城市通过建立健全低碳发展制度、加快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倡导低碳生活和消费模式等具体任务开展低碳建设,在此过程中我国的生产行为和外贸发展势必会受到一系列影响。
(一)低碳建设对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及机制
低碳建设能有效推动出口贸易方式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型。我国最初进入国际市场时通过加工贸易快速实现了出口规模扩张和全球价值链嵌入,但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产品生产环节多伴随着能耗高、污染严重且利润率低等问题[27],前有实证研究表明,加工贸易出口对各类污染物排放都存在正向影响[28],而一般贸易出口额所占比重的提升即出口贸易转型对于污染物排放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9]。低碳建设是为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而进行全面变革的社会建设,低碳建设的一系列具体手段,如发改委《关于开展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6)详见网址: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701/t20170124_962888.html。明确提到的打造低碳产业体系、建立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考核制度等任务,能有效促进微观企业生产行为的调整和产品的优胜劣汰,在低碳建设带来污染治理和防范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各城市不得不减少污染密集且利润率低的加工贸易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转向有竞争优势且更加清洁的一般贸易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且我国政府向来重视外贸方式转型,如在《“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7)详见网址: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1/24/content_5653009.htm。中明确提出的优化贸易方式、做强一般贸易、提高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比等发展方向,而低碳建设是我国实现出口贸易方式转型的有力抓手和良好契机。所以进行低碳建设的城市会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及市场自发行为进行出口贸易的优化调整,带动出口贸易方式从高碳排放且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向低碳排放且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转换。而加工贸易本质上就是通过接受国外订单对进口原材料或中间品进行简单组装加工后再出口的贸易行为,是利用廉价劳动力依附于全球生产网络的低端环节,相比于加工贸易,以一般贸易出口的产品中往往包含更高的技术含量和本国增加值,所以加工贸易出口比例的降低能实现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地位的提升。
低碳建设能有效促进国内中间品对进口中间品的替代。第一,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模仿是许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地区实现技术进步与低碳减排的有效路径,但是发达国家对关键技术的封锁、对核心中间品的断供以及绿色贸易壁垒的设立使得我国通过引进模仿渠道获得的低碳技术外溢效应有限。而低碳试点政策的有力约束会倒逼各城市通过自主创新突破碳排放约束和绿色贸易壁垒阻碍的不利状况,实现中间品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提升的“波特效应”[30]。并且,加快低碳技术创新并推进低碳技术产业化是低碳试点工作通知中的具体任务之一,该鼓励性政策为各城市的自主研发活动提供相应支持,有利于对核心中间品技术的自主研发和中间产品质量的提升,从而有助于各城市在生产中减少对进口中间品的投入并增加对国内中间品的使用。第二,随低碳试点设立而产生的“遵循成本”加重了产品生产的成本负担,而进口国外中间品通常也需要支付预先成本[31],低碳建设的“遵循成本”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国外中间品进口成本,因此国内中间品起到了对进口中间品的替代作用。第三,低碳建设会导致部分未能实现低碳转型的高碳排放、低效率企业被迫退出市场,由此带来的对中间品需求的减少导致国内中间品价格随之下降[32],进而推动了国内中间品对进口中间品的替代。而对国内中间品使用的增加和对进口中间品使用的减少意味着城市生产中对国外进口产品的依赖程度降低,对出口产品赋予的国内增加值比重提升,进而实现了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地位的提升。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 低碳建设有利于中国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地位的提升。
H1a 低碳建设会通过推动出口贸易方式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型来提升中国城市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H1b 低碳建设会通过促进国内中间品对进口中间品的替代来提升中国城市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二)低碳建设对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及机制
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反映了经济主体出口到最终需求端的距离[14],该视角下,经济主体为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中间品供给者。城市出口与最终使用端的距离增加,则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上游度提升。低碳建设能推动城市进行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增强关键核心零部件的自主生产供应能力,使其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多作为中间投入品使用[33]。具体而言,进行低碳建设的城市通过建立环保标准体系、加强产业布局规划、加大产业扶持政策等,将有限的资源更多地投向更高效率、更绿色环保的产业,为进一步的技术升级和绿色转型提供更多要素保障,通过相应的补贴和鼓励性政策等激励机制引导企业和研究机构加大对绿色环保前沿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低碳技术和管理方式,推动更具竞争优势的低碳高端产业的发展[34]。同时,对尖端绿色技术的研发运用有利于破除西方发达国家针对性的绿色贸易壁垒,为城市先进低碳产业的升级和进一步向全球产业链上游的移动创造更大的空间,以参与更加上游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在全球价值链下游度不变的情况下,全球价值链上游度提升,则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会相对提升。
全球价值链下游度反映了经济主体进口到初始投入端的距离,该视角下,经济主体为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中间品需求者。城市进口与初始投入端的距离增加,则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下游度增大。低碳建设对于二氧化碳污染的管制措施将碳排放的负外部性内生为企业的成本,这会导致高碳排放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加、市场竞争力下降。企业会从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角度对其生产经营的产品组合进行差异化调整,减少对高能耗、高碳排放的低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与此同时,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高碳低端产业会慢慢缩减规模直至退出本地市场[35]。另外,城市进行低碳建设会带来绿色壁垒效应,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及区位选择,吸引高质量外资进入并限制高碳排放产业的进入以避免本城市成为“污染天堂”,在优化外资结构的同时削减本地低端污染产业比重[27],从而减少全球价值链下游环节的生产活动。在全球价值链上游度不变的情况下,全球价值链下游度降低,则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会相对提升。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 低碳建设有利于中国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的提升。
H2a 低碳建设会通过提高全球价值链上游度来提升中国城市的全球价值链位置。
H2b 低碳建设会通过降低全球价值链下游度来提升中国城市的全球价值链位置。
(三)低碳建设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溢出效应
低碳建设会对邻近城市产生压力和激励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城市进行低碳建设可以实现环境质量的提升,有利于增强竞争优势以吸引优质的外部资源。同时,在我国对环境考核逐步看重的大环境下,邻近非试点城市在此压力下会同样采取一定的低碳建设措施以缓解考核压力并弥补资源竞争优势的缺失,以避免使其自身成为试点城市的“污染避难所”[36]。另一方面,根据Dimaggio和Powell(1983)[37],组织内的相关利益者会通过相互比较而选择采用更为“优秀”者实施的相似措施。城市低碳建设有利于实现“波特效应”,促进城市生产率的提升,相邻的非试点城市会因此受到激励,为了自身的积极发展而倾向于学习试点城市的低碳建设手段,其碳生产率、技术水平等均会受到邻近试点城市的正向影响[38],从而在积极的溢出效应的影响下提升自身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全球价值链位置。因此,城市低碳试点的设立会对相邻非试点城市产生溢出效应,带动相邻非试点城市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3 低碳建设存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溢出效应,即试点城市的低碳建设能带动相邻非试点城市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构建年份和城市层面的双重差分,比较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在低碳试点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设定渐进双重差分计量模型如下
GVCit=a0+a1didit+λXit+γi+εt+μit
(1)
其中,i、t分别代表城市和年份,被解释变量GVCit表示全球价值链攀升,包括i城市t年的全球价值链地位(GVCSit)和全球价值链位置(GVCPit),核心解释变量didit为双重差分变量,如果i城市t年被设立为低碳试点,那么i城市t年及之后年份中的did取值为1,否则为0。did的系数a1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结果,它反映了在对低碳试点政策实施前后和试点及非试点城市之间进行双重差分后,低碳试点政策对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受数据限制,本文样本的时间跨度为2003—2016年,样本期内并不涉及2017年实施的第三批低碳试点政策,所以本文以2010年和2012年两批低碳试点的设立为政策冲击。Xit为控制变量合集,λ是控制变量的系数向量,城市固定效应γi控制了所有城市层面不随年份变化而变化的因素,年份固定效应εt控制了时间层面不随城市变化而变化的特征,μit表示残差项。
(二)变量测算
1.被解释变量
(1)全球价值链地位衡量参与全球价值链主体的经济地位属性,价值链分工条件下附加值创造能力的提升代表着出口竞争力的增强。本文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作为全球价值链地位(GVCS)的代理变量,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1-出口国外附加值/总出口”的逻辑对城市层面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进行测算,该指标反映的是城市总出口中包含的来自国内的增加值占城市总出口的比重,能更真实地评估一个城市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出口获益能力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测算公式如下
(2)
其中,o和p分别表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
和
分别为考虑贸易中间商问题(8)将企业名称中包含“进出口”“经贸”“贸易”“科贸”“外经”等字样的企业识别为贸易代理商。后计算得出的城市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实际进口中间品金额,Xo为一般贸易出口额,D代表国内销售额,X表示总出口金额。通过对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中每一笔交易进行是否为进口/出口、一般/加工贸易、中间品、贸易中间商等要素的识别以计算各城市的
进而算得我国各城市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这与邵朝对和苏丹妮(2017)[39]构建中国省际层面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思路一致。
(2)全球价值链位置衡量参与全球价值链主体的物理位置属性,根据Wang等(2017)[21]的定义,将上游度与下游度的比值表示为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GVCP)。借鉴倪红福和王海成(2022)[14]测算企业层面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思路,本文创新性地采用行业价值链位置指数城市化的方法,借助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中每一笔进出口交易的所属地区编码、产品HS编码、贸易伙伴国等信息,分别以城市出口贸易中所涉及行业的出口金额占比和城市进口贸易中所涉及来源国-行业的进口金额占比为权重,计算得到城市层面的全球价值链上游度(UE)、全球价值链下游度(UI)和全球价值链位置(GVCP)。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3)
(4)
(5)
其中,i、t、f、r分别表示城市、年份、产品部门和进口来源国,
和
分别表示t年城市i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上游度和下游度。Eift为t年i城市f部门的出口额,
为t年i城市的总出口额,vaplf→Y为全球投入产出模型中i城市所在国家(即中国)f部门的上游度。
表示t年i城市从r国f部门进口的金额,Iit为t年i城市的总进口额,vaplE→rf为全球投入产出模型中r国f部门的下游度。
越大,表明t年i城市出口越处于上游水平,说明出口的产品与最终需求的距离越远;
越大,表明t年i城市进口越处于下游水平,说明进口的产品与初始价值创造端的距离越远。式(5)中GVCPit为t年i城市的全球价值链位置,表示为上游度与下游度的比值,该值越大,说明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越处于相对上游的位置。
2.控制变量
模型中Xit为控制变量合集,包括:(1)经济发展水平(gdp),以人均生产总值的对数值来衡量;(2)基础设施建设(infra),表示为互联网用户数占总人口的比重;(3)外商直接投资(fdi),用人均外商实际投资金额来衡量,以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所导致的外商投资异质性[26];(4)产业结构(inst),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5)研发创新水平(pat),用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数来衡量;(6)政府干预程度(gov),以政府财政预算内收入占城市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政府的过度干预可能会加大资源错配程度;(7)金融深度(fin),表示为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8)城市化程度(urban),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数据主要来源于UIBE GVC数据库、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其中,用于测算全球价值链地位、出口贸易方式、中间品投入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用于测算全球价值链位置、上游度、下游度的数据主要来源于UIBE GVC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一系列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主要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受海关数据库的时间限制,同时为避免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冲击对实证结果的可能干扰,样本时间跨度选取为2003—2016年,考察对象为中国各地级及以上城市。表1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五、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平行趋势检验
满足平行趋势条件是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的前提,本文利用事件分析法对低碳试点政策实施前实验组和对照组是否具有相同的全球价值链地位(GVCS)和全球价值链位置(GVCP)变化趋势进行检验,构建模型如下
(6)
式(6)中,d_k=1表示当前年份是城市设立低碳试点之前第k年,d_k的回归系数βk是本部分的关注重点,若其不显著,说明政策实施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城市的被解释变量变化趋势没有显著差异,即符合政策实施前的平行趋势条件,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政策评估是可行的。current=1表示当前年份是城市设立低碳试点当年,dm=1表示当前年份是城市设立低碳试点之后第m年。本文以2010和2012年两批低碳试点的设立作为政策冲击,样本时间跨度为2003—2016年,因此k和m的取值范围分别是[1,9]和[1,6]。具体回归中,本文将样本初始期(即政策实施前第9期)作为基准期,因此式(6)中不包含d_9这一虚拟变量。
图1和图2分别展示了式(6)被解释变量为全球价值链地位(GVCS)和全球价值链位置(GVCP)时d_k、current和dm的回归系数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可以看出,d_k的系数βk在政策实施前都是不显著的,说明政策实施之前9期的被解释变量变化趋势都没有显著差异,满足政策实施前的平行趋势条件。另外,对比图1和图2可以发现,相比于全球价值链地位(GVCS),低碳试点设立对全球价值链位置(GVCP)的实际效应显现存在更长的时间滞后性,可能因为城市向全球价值链相对上游位置的攀升需进行前沿技术应用、产业结构升级等颠覆性改变,所需的调整时间相对更长。
图1 被解释变量为GVCS的平行趋势检验图
图2 被解释变量为GVCP的平行趋势检验图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2展示了前文基准模型式(1)的回归结果,列(1)(2)是被解释变量为全球价值链地位(GVCS)的回归结果,列(3)(4)是被解释变量为全球价值链位置(GVCP)的回归结果,列(1)(3)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列(2)(4)同时控制了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可以看出,所有回归中did的系数始终为正且显著,说明城市低碳试点的设立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全球价值链位置都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低碳建设能有效助力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攀升,验证了H1和H2。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是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下同。
(三)稳健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
本文进行了随机选取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安慰剂检验,具体操作如下:把实际上设立低碳试点的城市(即实际上的实验组)视为新的对照组,基于2010年和2012年两次低碳试点设立时间,从实际上的非试点城市(即实际上的对照组)中随机抽取城市作为新的实验组(9)具体来讲,如果在t年有n个城市被设立为低碳试点,则从t年及之前没有设立过低碳试点的城市中随机抽取n个城市作为新的实验组。,然后利用新样本进行式(1)的实证回归,此为1次安慰剂检验,将该安慰剂检验过程重复1 000次后得到双重差分变量(did)的系数分布和系数均值。图3为被解释变量为全球价值链地位(GVCS)的安慰剂检验图,did的系数均值为-0.01,与表2列(2)基准模型回归的did估计系数(0.02)差距较大且符号相反;图4为被解释变量为全球价值链位置(GVCP)的安慰剂检验图,did的系数均值为-0.03,与表2列(4)基准模型回归的did估计系数(0.08)差距较大且符号相反。以上安慰剂检验基于反事实的视角证明了随机选取非试点城市作为实验组并不能发挥全球价值链攀升效应,增强了本文核心结论的可靠性。
图3 被解释变量为GVCS的安慰剂检验
图4 被解释变量为GVCP的安慰剂检验
2.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的检验
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效应可能会受到其他政策的影响,因此本文搜集整理了2010年以后中国城市层面的重要低碳减排类政策,包括2011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2010年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政策、2012年官方PM2.5监测政策、2009及2010年公共服务领域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政策、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政策,为排除上述政策对低碳试点政策效应的干扰,本文在式(1)的基础上估计如下模型
GVCit=a0+a1didit+a2did01it+a3did02it+a4did03it+a5did04+a6did05it+λXit+γi+εt+μit
(7)
式(7)中的did01it、did02it、did03it、did04it、did05it分别表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政策、官方PM2.5监测政策、公共服务领域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政策、中央环保督察政策的双重差分估计量,如果城市i在t年被设立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那么城市i在t年及之后的年份中did01it=1,否则为0,did02it、did03it、did04it、did05it的构建思路相同。表3列(1)(2)汇报了以全球价值链地位(GVCS)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列(3)(4)汇报了以全球价值链位置(GVCP)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3)未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列(2)(4)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可以发现,考虑了其他低碳减排类政策的干扰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低碳试点政策对中国城市的全球价值链攀升仍然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
3.其他稳健性检验
(1)PSM-DID检验。为提高对照组城市与实验组城市的可比性,本文进行倾向性得分匹配以修正样本选择性偏误,按照1∶1近邻匹配有放回抽样的方法对实验组进行逐年匹配。为保证倾向得分匹配结果准确可靠,本文进一步对各变量进行匹配平衡性检验(10)平衡性检验结果备索。,发现各变量匹配后数据的标准偏差绝对值都显著变小,且均小于10%,所有变量t检验的伴随概率均大于10%,说明各变量数据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即满足平衡性假设,由此可认为匹配效果较好。进行PSM后利用新样本进行DID回归的结果如表4列(1)(2)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仍然为正且显著。
表3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的检验结果
(2)修正异常值。表4列(3)(4)展示了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前后1%离群值剔除处理后重新回归的结果。
(3)仅考虑单批低碳试点效果。将2012年设立低碳试点的城市从样本中剔除,即仅考虑2010年第一批低碳试点政策效果,表4列(5)(6)为利用单时点双重差分法进行被解释变量为全球价值链地位(GVCS)和全球价值链位置(GVCP)的回归结果。
(4)排除城市行政等级差异的干扰。表4列(7)(8)是将直辖市从样本中剔除后重新进行回归的结果。
以上稳健性检验中,双重差分变量did的系数都为正且显著,说明低碳建设确实对中国城市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证明了本文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六、影响机制检验
(一)低碳建设对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
1.出口贸易方式转型
出口贸易方式转型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可以由前文理论机制部分比较直观地分析得出,所以该条机制的检验重点在于探究低碳建设是否会带动城市出口方式从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换。鉴于此,本文引入出口贸易方式结构指标对该机制进行检验。为保证结果稳健,分别用城市一般贸易出口金额(o_value)、城市加工贸易出口金额(p_value)、城市一般贸易出口占城市总出口金额的比重(o_ratio)[40]、城市加工贸易出口占城市总出口金额的比重(p_ratio)[41]和城市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出口金额之比(o_p_ratio)作为出口贸易方式转型的代理变量,出口比重指标相比于出口绝对额指标,能更清楚地反映贸易与生产的密切联系。
表4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分别将上述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双重差分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每列均控制了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可以看出,设立低碳试点能显著提高一般贸易出口金额、一般贸易出口比重以及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出口金额之比,对加工贸易出口金额没有显著影响但能明显降低加工贸易出口比重,即有效带动出口方式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变,所以城市进行低碳建设确实能够通过促进出口贸易方式转型来提升其自身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证实了H1a。
表5 出口贸易方式转型机制检验结果
2.国内中间品对进口中间品的替代
国内中间品使用的增加和进口中间品使用的减少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可以由前文理论机制部分比较直观地分析得出,所以该条机制的检验重点在于探究低碳建设是否会引起城市生产中国内中间品对进口中间品的替代。鉴于此,本文引入以下变量:进口中间品金额(im_inter_q)、进口中间品多样性(im_inter_v)、国内中间品金额(ex_inter_q)、国内中间品种类(ex_inter_v)。海关数据中有企业层面HS8位产品代码的进出口记录,首先利用BEC编码识别出中间品,然后利用地区4位编码识别每一笔进出口交易所属的城市,将属于中间品进口的交易按城市对金额进行加总得到城市进口中间品金额,将“HS8位编码+进口来源国”作为数对按城市进行计数得到城市进口中间品多样性。由于国内中间品的种类和金额无法度量,本文借鉴闫志俊和于津平(2019)[42],采用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中间品的种类和金额作为国内中间品种类和金额的代理变量。
分别将进口中间品金额、进口中间品多样性、国内中间品金额和国内中间品种类的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双重差分模型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当以进口中间品金额(im_inter_q)和进口中间品多样性(im_inter_v)为被解释变量时,did的回归系数为负且显著,当以国内中间品金额(ex_inter_q)和国内中间品种类(ex_inter_v)为被解释变量时,did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城市低碳试点的设立会抑制对进口中间品的使用并增加对国内中间品的使用,即城市进行低碳建设能通过以国内中间品对进口中间品的替代来提升其自身的全球价值链地位,验证H1b。
表6 中间品替代机制检验结果
(二)低碳建设对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机制
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中,从初始投入到中间产品再到最终产出的过程要经历在不同国家间的流转,增加值从价值链上游向下游移动并累积的过程推动了国际分工上下游依赖关系的形成。接下来,本文通过考察低碳建设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下游度的影响以理清低碳建设影响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机制。具体而言,分别以全球价值链上游度(UE)和全球价值链下游度(UI)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双重差分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看出,在以全球价值链下游度(UI)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did的系数为负且显著,但在以全球价值链上游度(UE)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did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低碳建设会通过降低全球价值链下游度的路径来促进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攀升,验证了H2b,但并未表现出H2a中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提升效应。这可能是因为,提升全球价值链上游度需要实现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和颠覆性的产业升级,短期内实现的困难比较大,而降低全球价值链下游度可以通过淘汰高碳排放的低端产业、调整已不具优势的生产和出口结构等方式来实现,实施空间相对较大。所以,相比于降低全球价值链下游度,提升全球价值链上游度更加“任重而道远”,本文样本中尚未表现出低碳建设的全球价值链上游度提升效应,但低碳建设的全球价值链下游度降低效应是城市实现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的有效路径。
表7 上下游度机制检验结果
七、进一步分析:溢出效应检验
基于前文研究可知,低碳建设能够显著促进本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位置的攀升,那么试点城市的低碳建设所带来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效应是否会同样作用于其邻近非试点城市呢?如果存在溢出效应,影响方向如何?基于上述问题,本文进一步考察低碳建设对邻近城市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借鉴蒋灵多等(2021)[40]的方法,在式(1)的基础上构建如下模型
GVCit=a0+a1did1it+λXit+γi+εt+μit
(8)
did1it表示t年i城市的毗邻城市中是否有低碳试点城市,如果有,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0。比如烟台市与青岛市相邻,青岛市于2012年设立低碳试点,烟台市在2012年之前没有相邻的低碳试点城市,则烟台的did1在2012年及之后取值为1,在2012年之前取值为0;廊坊市与天津市、保定市和北京市相邻,天津市和保定市在2010年设立低碳试点,北京市在2012年设立试点,则廊坊市的did1在2010年及之后取值为1,在2010年之前取值为0。若i城市在样本期内始终没有相邻城市被设立为低碳试点,则其did1始终取值为0。did1的系数a1是本部分的关注重点,如果a1为正且显著,则说明城市低碳建设能带动相邻城市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即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另外,本部分主要考察低碳试点对毗邻城市的影响,所以模型估计所用样本中剔除了所有设立低碳试点的城市样本。
平行趋势检验如图5-6所示(11)平行趋势检验模型与方法与前文式(6)相同。,政策实施当期及政策实施之前9期的被解释变量的变化趋势都没有显著差异,满足政策实施前的平行趋势条件。表8是式(8)的回归结果,控制了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列(1)为双重差分变量did1对全球价值链地位(GVCS)的影响,列(2)为双重差分变量did1对全球价值链位置(GVCP)的影响。结果显示,列(1)中did1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而列(2)中did1的系数不显著,说明低碳试点的设立会显著提升邻近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但未表现出对邻近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的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虽然邻近城市会受到低碳试点城市的压力和激励,实现了出口贸易获利能力的提升,但也同时存在低碳试点城市为规避“遵循成本”而将污染产业向临近城市转移的现象[12],这会阻碍临近城市产业结构向绿色化、高级化转型的步伐,因而未能实现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攀升。所以低碳建设存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正向溢出效应,但并未表现出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的溢出效应。
图5 被解释变量为GVCS的平行趋势检验图
图6 被解释变量为GVCP的平行趋势检验图
表8 溢出效应检验结果
八、结论与启示
为探究“双碳”目标下中国城市进行低碳建设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效应,本文以2003—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以低碳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的渐进双重差分方法,从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全球价值链位置双重视角考察了低碳建设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及其中的作用机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低碳建设能够助力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攀升,即城市低碳试点的设立显著促进了其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该结果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及一系列其他稳健性检验;第二,推动出口贸易方式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的转型和促进国内中间品对进口中间品的替代是低碳建设提升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渠道,降低全球价值链下游度而非提升全球价值链上游度是低碳建设提升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主要路径;第三,对溢出效应的考察显示,低碳试点的设立能显著促进临近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地位的提升,但并未表现出对临近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的影响。以上结论能帮助我国有效识别低碳建设与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因果效应并理清背后的逻辑链条,有助于我国各城市利用“双碳”目标下的低碳建设契机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为后续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实施低碳战略并进一步实现区域间协同绿色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现实借鉴。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启示。
第一,持续推进低碳建设。本文验证了低碳试点的设立能有效助力全球价值链攀升,从长远来看,进行低碳建设并未以削弱国际竞争优势为代价,所以我国应进一步扩大低碳试点的覆盖范围,充分发挥城市在推动“双碳”目标达成中的作用。各地方政府应加强低碳发展组织机构建设、低碳发展能力建设和低碳发展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制定促进低碳发展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和技术推广政策,切实推进建设低碳发展基础设施、建立低碳产业体系、倡导低碳生活方式等工作以推动低碳建设走实走深,充分释放低碳建设的碳减排效应和全球价值链攀升效应。
第二,为低碳建设的全球价值链上游度提升效应的发挥创造良好条件。本文研究发现低碳建设未表现出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提升作用,各地应加强产业布局规划、加大高端产业扶持力度、加速绿色前沿技术开发,引导资源更多地流向更高效率、更绿色环保、更具竞争优势的高端产业发展中,为先进低碳技术突破和高端绿色产业升级创造更大的空间。在降低全球价值链下游度的同时,更要提升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借助低碳建设契机尽快实现我国“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战略目标。
第三,充分发挥低碳建设的正向溢出效应。精准确定政策的着力点和行动方向,综合考虑不同城市的发展基础与比较优势以合理进行低碳试点城市的选取,鼓励绿色技术、清洁产品以及研发管理人员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动,以充分发挥低碳建设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溢出效应。同时,政府要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微观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而非跨地迁移来降低碳排放成本,以遏制污染产业邻地转移行为,进一步发挥低碳建设带动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的正向溢出效应。通过促进区域内城市低碳建设的协同推进,加速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全球价值链攀升和绿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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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董梓梅,女,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学研究;李宏,男,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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